菲尔兹奖自1936年设立，每四年颁发一次，获奖者必须在40岁以下。到2026年之前，65位获奖者中仅有两位华裔——1982年美籍丘成桐和2006年澳籍陶哲轩。中国籍数学家此前从未站上这个领奖台。王虹和邓煜同届获奖，不仅填补了零的空白，还让中国成为继美、法、英、俄之后第五个有同届双奖得主的国家。这个奖项的苛刻之处在于：它不奖励终身积累，只奖励在创造力最旺盛的年纪做出的、足以改变学科方向的突破性工作。

王虹和邓煜获奖后，舆论迅速分裂。一方认为北大本科教育功不可没，证明中国基础教育已能培养世界顶尖苗子；另一方则尖锐指出，两人的核心突破全部在海外完成——王虹在MIT读博、法国IHES终身教授，邓煜转学MIT、普林斯顿博士——国内学术生态不仅没帮上忙，反而用奥赛碾压和评价压力差点逼走他们。同一个事实两种解读：一边看到的是「上半场赢了」，另一边看到的是「下半场还在赶」。2024年数据也显示，中国35岁以下顶尖科研人才流失率在18%以上，颜宁、许晨阳的出走并非孤例。

丘成桐在2025年公开表示，希望「2034年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能拿菲尔兹奖」。他推演的逻辑是：2021年成立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采用「3+2+3」本博贯通模式，第一批学生2029年前后毕业，再沉淀几年正是出成果的窗口期。王虹的合作者Joshua Zahl已全职受聘南开大学，也是信号之一。但挑战同样真实：国内学术评价「短视」、年轻学者不敢做最前沿的学问、评委私心等问题，丘成桐本人也多次批评过。八年后能否兑现，取决于今年这批十二三岁进入求真书院的孩子，能否在体制内获得「坐十年冷板凳」的宽容。

中国队在IMO上拿过25次团体第一，金牌无数，但90年才等来第一个本土菲尔兹奖。两级之间的断裂，本质上是「解题」与「开路」的差异：奥数考察的是在已知框架内快速找到解法，而菲尔兹奖奖励的是「在没有人提出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丘成桐明确说过，奥数只是「刚学会爬，爬得快不代表能跑」。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中国教育体系有没有给「慢思考」留出空间？王虹的数学需要每天两小时「眼睛离开纸面」的沉思，邓煜的突破前经历了数年的自我怀疑——这些「非效率」时期，在当前的评价体系里能存活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