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骨架极简：几个内地自媒体账号声称「香港《大公报》头版报道李嘉诚辞世」，无署名、无版面、无链接、无具体时间。随后微博蓝V与资讯号统一标注「消息源自《大公报》」接力转发，半小时冲上热搜。真正被伪造的不是一张截图，而是一个权威信源的名字——只要冠上「大公报」三个字，多数转发者就不再追问了。《大公报》当日声明从未发布，并已固定证据向涉事账号发律师函。

这不是第一次，也大概不会是最后一次。近二十年来李嘉诚至少第七度被大规模谣传「病危」或「离世」，套路几乎固定：或以「据港媒报道」为幌子，或拼接旧照与视频，再借98岁高龄这个天然话题点燃。本次全程不足六小时即从传出到辟谣——长实午间声明「绝无其事」，《大公报》同步澄清，《福布斯》当天下午刊出他10月7-8日与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视频同框的近照。辟谣速度在加快，谣言的生产成本却在降低。

一边是水门事件式的辩护：没有匿名信源，很多涉及公众利益的黑幕根本见不了光，保护线人是新闻业的职业底线。另一边是造假温床的指控：消息没有出处，可信度就无从核验，白宫甚至以「使用匿名高级政府官员」为由撤销Politico记者采访证——尽管那次匿名规则本就是白宫在背景吹风会上自己定的。记者要保护信源，公众要核验信源，两套正当诉求在这里正面相撞，至今没有两边都满意的规则。

BBC牵头、覆盖欧洲广播联盟22家公共媒体机构的测试显示，主流AI聊天机器人生成的新闻摘要逾八成至少有一处不准确，约20%含严重事实错误或凭空虚构。谷歌AI Overviews的不准确率约10%，看似不高，但乘以每年数万亿次搜索就是每天数百万条带偏的回答。生成式AI把来源不清的原料重组后会二次放大失真，这就是为什么「追本溯源」从新闻伦理问题变成了产品与监管问题。焦点会落在标注强制化与溯源工具能否落到终端，具体效果要等平台级落地数据才能看清。

自媒体伪造《大公报》信源传播名人死讯，责任分三层：民事上侵犯名誉权，须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偿损失；行政上依《治安管理处罚法》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可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罚款；刑事上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按《刑法》第291条之一可处三年以下乃至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次《大公报》已固定证据并发律师函，但真正被追责的往往只是链条最末端的小号，源头账号与转发蓝V的责任边界仍是空白。

「内媒报道」「有消息指」这类措辞看似中性，实际是把无法核验的来源包装成可信来源，既模糊了事实性质，也让辟谣者找不到对手。2026年7月网信部门巡查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系统性漏洞。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平台把信息来源设为必填项、推行「无来源不推荐」，会不会让「据消息人士」换个马甲继续存在？标注规则如何定义「有效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