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在唐奖致辞中盛赞80年代学术「元气淋漓」、堪比五四，但批评者认为这是高估。80年代学术的真正底色是「补课」：1978年后知识界大规模译介西方理论（存在主义、符号学、弗洛伊德等），以填补文革造成的十多年知识断层。这一代学人大多缺乏五四一代深厚的旧学根底和直接留学欧美的西学训练——傅斯年1910年代就能用英文阅读前沿文献，而80年代多数人还在「从书本到书本」地消化二手译著。其学术影响之所以「破冰」式巨大，更多是因为外部政治气候让前三十年学术「自动废止」，而非他们自身完成了对传统思想的现代批判。

文章警告葛兆光怀念的80年代精神将被「国学」新形态吞噬。批评者眼中的「国学热」是封建意识形态回潮，用三纲五常包装成「东方智慧」，回避阶级矛盾；拥护者则视之为民族复兴的必然——如蔡先金认为古典学复兴是为「下一个远行提供精神资源」。这场争议的关键分歧不在国学本身，而在「谁的国学」：一是官方主导的「中华思想通史」工程（200余学者、4000万字），旨在用马克思主义重述思想脉络；二是民间读经班的训蒙复古；三是葛兆光代表的学术化思想史。三者对「传统」的定义和使用方式截然不同。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打破精英哲学史传统，提出写「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把常民观念纳入思想史，被学界称为「范式革命」。但这个「范式」到底是什么？它借鉴了福柯知识考古学与年鉴学派，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打通，可又被批评为「降低思想史标准」——把一切民间信仰都算作思想，反而模糊了「思想」的边界。真正值得追问的还有：这套「自下而上」的范式，与余英时等海外学者的「内在理路」方法、与大陆官方推行的《中华思想通史》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路线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