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将循环经济拆解为三个层次：材料循环、产品循环、服务循环。材料循环是最低级的末端回收，如废钢回炉。产品循环是延长产品寿命——维修、翻新、再制造，让一个杯子用N次而非一次。服务循环是最高级形态：不出售产品所有权，而是卖使用权，宁德时代的换电模式就是典型——电池是运营商的资产，用得越久越赚钱，因此必须把电池做得越耐用越好。三个层次的核心差异在于：经济价值依次递增，对源头减量的贡献也依次递增。

中国循环经济从2005年国务院发文推进至今正好二十年，最大的成绩是废弃物回收利用——110亿吨年废弃物，回收率已达六到八成，被诸大建称为「垃圾处理的高级版」。但真正的短板在源头减量：废弃物产生量的曲线仍在陡峭爬升，拐点预计要到2030年之后。2025年发布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从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全过程建立框架，目标是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8万亿元，才算补上源头减量这一课。

当中国还在为末端回收率冲刺时，德国已把目标锁定在源头减量：2024年底通过的国家循环经济战略(NCES)要求到2045年人均初级原材料消耗从16吨降至6-8吨，到2030年二次原料使用率从13%翻倍，人均废弃物产生量较2020年减10%。德国还通过产品耐用性标准、数字产品护照、消费者维修权等工具，把循环经济从「垃圾管理」推向「设计驱动」。中德路径差异的本质是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仍在增量扩张期，德国已进入存量优化期，中国的挑战在于如何在GDP增长的同时完成同样的减量目标。

诸大建将宁德时代视为循环经济范本，原因在于它打通了材料、产品、服务三个循环。材料端：收购邦普做电池回收，目标2035年四成以上电池用再生资源。产品端：电池衰减到80%以下后梯次利用于储能和两轮车。服务端：通过巧克力换电标准化电池包，实现车电分离——用户租电池而非买电池。2026年3月首个螺栓式换电互换标准发布，乘用车换电首次有了统一接口。关键变量在于：换电网络能否从「重资产基建」转向「规模效应驱动」——2025年底巧克力换电站已超1000座，覆盖46城，盈利拐点尚未公开。

诸大建在采访中尖锐指出：以旧换新政策鼓励提前报废，与循环经济的源头减量直接对冲。中国人的汽车寿命全球最短，五六年就报废，而瑞士的朋友开十几年还在用。但问题并非非黑即白：以旧换新可以拉动消费和产业升级，循环经济要求耐用性，两个目标如何共存？值得追问的是：报废标准是否应该差异化——比如按行驶里程而非年限判定？换电模式能否通过延长电池生命周期来化解矛盾？2026年商务部以旧换新细则已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但未回应循环经济诉求，这可能是政策下一阶段需要补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