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社评的核心前提——西方认为中国靠补贴获得竞争优势——直接来源于OECD 2025年发布的报告。该报告称，在15个关键工业领域，中国2005年以来近60%的全球市场份额增长可归因于补贴，全球补贴总额2024年达1080亿英镑，52%来自中国。中国外交部与商务部第一时间驳斥，指其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有偏差，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来自市场化竞争与技术创新，而非补贴。G7则将此报告作为政策依据，加速构建排华供应链。同一笔补贴数据，在西方是「不公平竞争」的证据，在中方是「选择性失明」的政治操作，理解这个立场分歧才能判断FT社评的论证立场。

FT社评隐含着对产业政策效力的担忧，但学术界对此问题存在根源性分歧。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市场派认为，比较优势是企业和个人的事，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注定失败——政府无法预知未来、企业家精神才是创新的核心，任何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布局都会扭曲市场信号、造成资源错配。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则主张，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后来者优势」，政府应主动识别并扶持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两者的分歧不在战术细节，而在对政府认知能力和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基本判断上——这决定了「效法中国」到底是学习一种可复制的战略，还是走上一条注定碰壁的路。

FT社评假设西方「有能力效法」，只需控制干预规模。但真正的追问是：西方民主政体能否复制中国模式的制度前提？中国产业政策的核心优势不是补贴本身，而是「长期战略定力」——光伏行业2013年遭遇欧美双反几乎全行业崩溃，中央协调银团以工资性贷款续命，再通过光伏扶贫创造内需市场，最终培育出全球90%产能。这类跨周期、不计短期回报的产业保护，在选票政治和四年一届的周期下几乎不可想象。美国《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第一年宣布的大型项目中40%被推迟或暂停，已暴露了行政能力与执行意愿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