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No means No」（不意味着不）到「Yes means Yes」（确定愿意才算同意），再到「Only YES means YES」（只有明确同意才是有效同意），这是性同意观念的三次关键跃迁。后者即积极性同意，要求主动方必须在对方清醒、知情、自愿、持续、具体的前提下，获得明确肯定的同意信号，而非默认对方「没拒绝就在同意」。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判决「订婚不意味着对性行为存在默示同意」，正是这一标准在中国司法中的标志性实践。

2025年4月，大同中院维持对席某强奸罪三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核心论断震动舆论：「订婚不意味着对性行为存在默示同意」。案件细节还原了一个标准「沉默对抗」场景——女方事前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事中肢体反抗、扯下窗帘、打火机自求救火，事后电梯求救被拖回、电话中男方回应「对对」。法院未采信「双方自愿」辩解，将对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压迫和事实抗拒的判断权从道德层面剥离，锚定到法律证据链中。

法国学者在《性别对话》中尖锐指出：将性同意简化为「双向自愿的契约」可能掩盖性别暴力。父权文化长期塑造出女性的「顺从惯性」——她们被训练得体、配合、不扫兴，即便内心不愿也会硬着头皮「同意」。这种由社会脚本而非内在意愿驱动的「同意」，实质是权力不平等下的被迫配合。同一笔账两套算法：自由主义者认为明确同意即正义，批判观认为需要追问「同意的土壤是否自由」——后者直指整个性别社会规范的深层改造。

文章提到「长期伴侣会形成默契」，但这种默契的边界在哪？婚姻内70%的强奸不报案（欧盟数据），说明亲密关系中「默认同意」有多危险。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伴侣说「都老夫老妻了还问什么」时，这句话本身是否在消解一方独立说「不」的空间？默契与想当然之间，差了一个可以随时撤回同意的安全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