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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为谁哭泣——庇隆，还是米莱？
阿根廷长期陷入“政策钟摆”：左翼政府财政扩张导致通胀，右翼政府紧缩导致衰退，循环往复。文章梳理了从20世纪初的黄金时代、庇隆主义兴起、半个世纪的民主-政变循环，到1983年后左右翼民主轮替的全过程。作者认为，阿根廷问题的症结不在福利太高或国家太穷，而在于缺乏法治、民主体制下多方集体行动难题导致的财政与货币信用周期性崩溃。文章以米莱改革的初步成效为例，探讨了打破这一魔咒的可能与挑战，适合对拉美政治经济、发展经济学和制度主义感兴趣的深度读者。原文 ↗
核心观点
- ▍阿根廷经济的核心问题不是通常认为的“太左”或福利太高，而是法治与民主问题导致的财政与货币信用周期性崩溃，以及由此引发的多方集体行动困境。
- ▍阿根廷近百年来的增长曲线如同“过山车”，根源在于“政策钟摆”：左翼扩张导致通胀，右翼紧缩引发衰退，每次纠偏都制造了下一轮的失衡。
- 011960年后60余年，阿根廷GDP增长率曲线有17个峰值、18个谷底，其中16次跌落到负增长，7次低于-5%，2次低于-10%。
- 02庇隆主义（1946-1955）以工会和社会福利为核心，其高工资、高福利机制依赖生产率和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否则会陷入“工资上涨-成本上升-通胀-政府补贴-企业投资下降”的恶性循环。
- 031983年民主转型后，军事政变退出历史舞台，但“政策钟摆”通过周期性选举延续：梅内姆右转（1990年代）成功遏制通胀但积累外债；基什内尔左转（2003-2015）推高福利但重燃通胀；马克里右转（2015-2019）导致债务危机。
- 042023年，阿根廷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5.1%，通胀率高达211%。由于政府信誉差，无法像德国那样通过长期债券融资，只能依赖央行“货币融资”，这种预期自我实现，引爆高通胀。
- 052024年米莱实施“休克疗法”后，年通胀率从三位数降至两位数，近20年来首次连续两年实现财政盈余。底层20%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约33%，高于最高20%人群的26%。
- 06阿根廷税收占GDP的27.7%，远低于德国的37.3%。由于非正规经济占比高、税收征管困难，政府无法通过增税填补赤字，只能依赖减支。
- 07米莱的改革并非纯粹的奥派自由放任，他保留了央行（只是限制其货币超发），并推出了“大型投资激励制度（RIGI）”等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以吸引外资。
反方 / 局限
- — 米莱改革目前仅维持了较短的窗口期，阿根廷的长期生产率、投资、制造业竞争力和实际工资增长仍是未知数。如果增长不可持续，将重蹈“政策钟摆”覆辙。
- — 作者承认，阿根廷走出“政策钟摆”需要多方达成妥协，但这在民主体制下面临“囚徒困境”式的集体行动难题，民众不愿为长期目标牺牲短期利益。
- — 虽然米莱的紧缩政策短期让底层实际收入恢复加快，但能否在长期稳定贫困率、改善就业结构，避免下一轮左翼反弹，尚存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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