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就被告”为一般原则，但多个被告时各被告所在地法院均有管辖权。视频平台正是利用这一点，将租车公司拉入诉讼作为“管辖连接点”，从而将案件从被告所在地（如迅雷所在的深圳）搬到对己方更有利的法院。福建宁德法院曾在裁定中明确认定爱奇艺“虚列被告，人为制造管辖连接点”，并将案件移送至北京。这条规则本是追求诉讼便利，却被用成了绕开不利管辖的工具。

爱奇艺方律师助理租车后自行下载迅雷浏览器播放侵权视频，再以此公证取证起诉租车公司。租车负责人提供后台数据表明迅雷浏览器首次下载时间为租车人取车后半小时，而非预装。这引发了“钓鱼维权”的争议——维权人主动制造侵权场景再取证，与“抓现行”不同。新黄河等媒体将此称为“做局”，但爱奇艺回应称主要目标仍是迅雷，对租车公司的连带主张金额仅5万元。法律上，主动诱发侵权的证据效力如何，各地法院尚未统一标准。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爱奇艺“做局”是否道德，而是：当车载系统沦为版权侵权的通道，车机运营商乃至租车公司的“合理注意义务”边界在哪？爱奇艺主张租车公司对“车辆日常管理最为直接”，但租车公司既无动力预装违规软件，也无法实时监控用户下载行为。《民法典》第1197条的“必要措施”，对非平台型的传统租车公司意味着什么？一家8万元买来的新车，若因一次“钓鱼”取证就面临停运和5万元索赔，这已不只是法律争议，而是中小企业在新规则下的生存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