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法实施十年，人民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3.3万份，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约9.8万份。但该案折射出的司法困境是：保护令和告诫书主要覆盖「情节较轻」的民事层面，一旦暴力升级到致死临界点，刑事正当防卫的认定门槛却仍然极高。最高法2025年末发布的典型案例已把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纳入家暴范畴，但「严重暴力」与「一般冲突」的司法区分、特别是防卫时间的「正在进行」如何界定，仍在制造大量争议。制度在进步，但刑事实务的防水线并未同步降低。

为什么法院会认定丈夫的踢拽殴打不算「家暴」和「紧迫的不法侵害」？最高法与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赵某梅长期遭丈夫刘某国殴打，在持续近两小时的侵害后捅刺一刀致死，因具备防卫因素、手段不残忍，被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判五年。而本案中，法院认为双方冲突更像「互殴」，且曹某某启动车辆时殴打已暂停，否定了紧迫性。两案对比表明：司法实践中，家暴认定需要持续性、单方性；正当防卫的关键窗口是「侵害正在进行」，一旦施暴中断、受害者脱离直接威胁，再采取反击就容易被评价为事后报复而非防卫。

家属律师援引最高法《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主张不应以事后冷静标准评判绝境下的应激反应，这种观点直接挑战二审法院「不法侵害已暂停」的核心论证。反方阵营则从证据链入手：赵某梅案仅捅刺一刀即停手，而曹某某持续加速、点刹并反复甩动方向盘，最高时速达123公里——这一系列「非单一逃离」行为被很多法律从业者视为主观恶意的硬证据，抹平了防卫因素。双方都站得住脚，分歧根源在：对「侵害正在进行」的时间边界的裁量余地有多大。

二审锁死无罪的逻辑链核心是「高速甩动方向盘」——法院认为这从「逃离」质变为「放任死亡」。但这引出一个更尖锐的追问：如果曹某某全程只踩油门不甩方向盘，丈夫扒车被惯性甩落致死，是否就只构成过失致人死亡或避险过当？司法实践中对「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分极其模糊，往往靠行为人的具体动作（甩盘vs不甩盘）倒推主观心态。这种以「行为细节」定「主观恶性」的裁判路径，与最高法强调的「不能以事后客观标准苛求防卫人」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真正值得细究的不是曹某某有罪无罪，而是这个裁判尺度本身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