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性刷屏常被归因于意志力差，但来自土耳其学龄前儿童的数据显示，同样的游戏成瘾水平下，高心理韧性的儿童表现出更好的社会情感适应能力。这印证了Larissa May的判断：屏幕是症状，心理韧性不足才是病根。对成人而言，一项整合84项研究的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也证实，自我控制通过提升心理韧性间接抑制数字成瘾——不是靠硬扛，而是靠培养在逆境中维持心理平衡的能力。

美国4600所学校的大规模研究显示，手机禁令实施3年后，学生成绩提升“持续接近于零”。另一项来自UCL的研究则指出，一刀切禁令可能削弱学生对老师的信任，且75%的学生明确反对。这与Larissa May主张的“禁不如导”形成呼应——物理隔离没有解决“为什么拿起手机”的深层动机，反而让网络霸凌转入地下，学生失去学习自我管理的机会。

上海交大对15000名中学生的研究发现，屏幕时间+睡眠双达标对抑郁的防护效果接近三项全达标，而运动单独达标仅对焦虑和孤独感有效。这意味着未来干预的方向不是一味禁止，而是用有意思的替代活动填充时间：荷兰一项追踪研究显示，每天用1小时睡眠或身体活动替代看电视，可将抑郁风险降低20%。让“快乐循环”替代“末日循环”的关键，是设计出比划屏更具社交吸引力与即时满足感的替代体验。

Larissa May提出屏幕是悲伤、抑郁、焦虑的表征，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被忽略了：如果一个孩子心理韧性足够强，却依然沉迷屏幕，那成瘾的根源是什么？研究者发现，部分青少年将数字世界视为“安全基地”——当现实社交受挫、家庭支持不足时，游戏和短视频提供了稳定的可控感与即时奖赏。这指向一个更深的困境：不是孩子离不开屏幕，而是屏幕之外没有给他们提供同等质量的情感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