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批判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在硅谷有完整理论体系——TESCREAL，涵盖超人类主义、奇点主义、有效利他主义、长期主义等六大思潮。其本质是「技术决定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混合体，将平台所有者私人利益包装成普遍利益，把封建式控制关系掩盖为技术中立。这一意识形态已通过游说（硅谷联邦游说排名从1998年第35位升至2017年第3位）渗透美国国策，瓦解反垄断执法，塑造「先违法、再修法」的Uber模式。

孙立平将AI-UBI社会类比为「终极版租利国家」，其理论根基是1970年伊朗学者马赫达维提出的租利国家理论（Rentier State Theory）。核心逻辑是：国家收入依赖外部「租金」（石油或自动化红利），而非国民税收，导致「不纳税则无代表」——政府无需对民众负责，公民政治诉求被物质福利置换。这种分析框架从海湾产油国延伸到AI时代，揭示了技术乌托邦可能走向的分配-服从政治结构。

硅谷精英将UBI视为AI失业的终极解药，但迄今最大规模实验（Sam Altman资助，3000人参与）给出了复杂结果：每月领1000美元的低收入群体，每周工作时间减少1.3-1.4小时，多出的时间用于休闲而非提升技能；他们并未像预期那样找到更高薪工作。芬兰试点显示创业率翻倍，但集中在低技能领域。UBI的争议本质是：它究竟是解放工具，还是资本用廉价福利购买社会稳定的新契约？

当AI替代劳动导致个人所得税税基萎缩，财政税基与社保资金可持续性成为紧迫问题。2026年美国参议员桑德斯已提出《公平法案》，拟对净资产超10亿美元的938位富豪征收5%年度财富税，直接补贴中低收入家庭。但这仍是分蛋糕的旧思路——真正的问题在「AI不创造价值，只转移价值」：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AI替代人力导致单位商品价值下降，才是价格走低的根本原因。焦点将在2026-2028年各国对AI利润征税的立法博弈中清晰。

孙立平指出AI-UBI社会可能消解民众的就业权与发展权追问。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当生产能力不再稀缺，一个人在社会中能获得多少，取决于系统能否「绕过」他。不可绕过性可以来自产权、审批、专业资格、客户关系、集体行动甚至制造损失的能力——这意味着未来真正的阶级斗争，可能不是资本vs劳动，而是「不可绕过者」vs「可被替代者」。这种权力结构转型，比UBI发多少钱更值得深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