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到工厂外迁压低薪资，但外迁并非单向逃离。绍兴市商务局指出，低端成衣组装流向越南、孟加拉，但中国产的面料、纱线仍大量出口，形成「中国+1」分工。更具反转的是，2026年Q2起部分企业因东南亚效率低、原产地规则风险，又把订单迁回中国。这轮薪资跳水，本质是低端环节外迁＋高端回流并存的结构重组，而非全盘空心化。

文章聚焦「低薪高物价」的困局，但数据同时显示，2025年至少13个县域城镇人均消费支出超5.3万元，乐清、义乌甚至碾压一线城市。山姆、星巴克、海底捞大量下沉县城，万达在百强县布局近30个项目，首店经济在睢宁、颍州等地带动客流增长超23%。这说明县城消费力并非整体萎缩，而是高度分化——有特色产业支撑的县城消费升级，产业空心化的县城则陷入低薪高物价的恶性循环。

人社部等三部门2026年3月发布《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意见》，明确要拓展县乡就业空间、发展富民产业、引导劳动密集型行业向园区集聚。康县等地的具体措施包含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兜底等。但政策从顶层设计到落地见效，关键要看两个变量：一是县域能否培育出替代外迁产能的新产业（如农产品深加工、数字经济配套），二是2026年Q3第十二批集采落地后，品牌药与仿制药的终端价差能否拉开，倒逼本地制造业升级。

文章认为回流人才只能争夺3000元行政岗，但复旦大学的田野研究发现，年轻人择业观已发生分化：一部分拥抱市场风险留在大城市，另一部分主动选择县城，并非被迫退守。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也指出，数字游民、远程办公、县域自媒体等新业态正在打破地域限制。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该不该回」，而是在县城「低薪高物价」的硬约束下，哪些新业态能撑起与大城市看齐的实际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