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克里斯·马滕森提出的i型经济并非概念游戏，已有真实数据支撑。第一，2023-2025年美股市值加权跑赢等权29.8个百分点，标普500前十大权重股合计37%-40%——超过互联网泡沫顶点的29%。第二，最富1%与底部50%净资产总量相差10倍，但两组户数相差约50倍。第三，约52%的家庭完全不持有任何股票，而股票占家庭金融资产比重创下46.7%的历史纪录。AI产业的增长红利几乎只由少数资产持有者享受，与多数劳动群体形成无交集的悬浮结构。

贝森特说K型结束，但历史规律恰好相反：每一次通用技术革命都先经历分配恶化，而非改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将1760—1840年英国劳均产出上升46%、而工人实际工资仅增12%的现象命名为「恩格斯停顿」。两次后续革命（电气化、信息化）同样先拉大差距，拐点并非技术自动带来，而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通过劳工保护、社会保障和资本收益调节才实现的制度产物。AI的替代型扩散方式可能使这一阶段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长、更陡。

文章依赖「先分化后收敛」的历史规律判断拐点终会到来，但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本身正遭遇学界的广泛质疑。该理论认为收入不平等随经济发展先升后降呈倒U形，然而1980年代以来，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贫富差距并未随经济增长而缩小——库兹涅茨的原始数据因限于横截面、方法论过时，在发展中国家适用性有限。中国论文《库兹涅茨曲线新拐点研究》也实证指出，技术进步使增加值更多流向高收入群体，导致收入差距恶化。C型收敛不是自然规律，而是一种需制度强行干预的政策选择。

i型分化的自我强化机制已现雏形：四大云厂商2026年合计资本开支7250亿美元，这笔巨额融资正在推高美国长端利率。高利率首当其冲压制小企业、住房和耐用消费品——这些部门雇佣的正是中低收入群体。技术繁荣通过利率渠道对分配施加第二重挤压：技术资本支出越疯狂，中低收入群体融资成本越高。当AI债的收益率比美债高出90-287个基点、机构疯狂卖美债买AI债时，这场资本争夺战才刚开始。

文章用股票和居民金融数据论证了最富1%与底部50%之间的资产鸿沟：71%的净资产和87%的股权集中在最高收入20%家庭。真正的追问不是「K型还是i型」，而是：当越来越集中的资产价格成为宏观经济本身的支柱——最富20%承担全美近60%消费支出——政策是否还有意愿和空间打破这个螺旋？一旦股市回调，消费坍塌就会反过来冲击GDP，让「不破」成为政治必需。这个闭环本身才是i型分化的最坚硬内核。